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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更新时间:2019-07-04 阅读次数:420

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多年了,在100年中,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那场革命作为历史已沉淀在那里不会变化了,是后来各种各样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立场和动机,对这场革命做出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当然就互不相同,我们也是站在当下时刻,对这一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的认识。

放在100年的时间长度上看问题,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把中国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给废除了,代之共和制。但是,中国人只是在制度的符号层面上接受了共和制,并没有支撑这种制度真正按照民主共和的精神实际运行的现实力量。所以,任何稳定时期的政治统治和治理模式,都是在民主共和的制度符号下,采用当政者集权专制的实际手段,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这种状况又为一切后来的革命者提供了发动新革命的借口。

我们前面讲过,革命的本质在于“换人”,由优秀健康的人换下孱弱腐朽的人,从这个角度看,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使命,赶下去载沣和隆裕皇太后,换上袁世凯,但是不幸的是,新换上去的袁世凯虽然比较优秀,但还不是最优秀,不能够领导中国在和平的状况下,解决一切内政外交问题,反而重蹈载沣的覆辙:开历史的倒车,恢复帝制,结果又激起了新的革命(关于袁世凯之得失,本期另有专文论述,此处就不多赘言了)。

我们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围绕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所发表的相关研究著述中,呈现出的一种趋势,就是高度肯定这场革命的“低烈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勇教授就指出:“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实在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场内战。一场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既合乎国际社会的期待,也合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自历史事实的角度,笔者实在不敢苟同马勇教授的观点,因为自大历史角度看来,辛亥革命只是后来一连串中国革命的发端,直至1949年革命结束,其血腥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也是个一连串的过程,如果仅就其开始处死路易十六国王那一点事儿的话,也是“低烈度”的革命,是后来雅各宾派的专政才将革命推上血腥的顶峰的。

但若从当代的现实要求来讲,我不得不承认,马勇教授的观点是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而且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告别革命”、肯定改良的思潮的延续。这是因为,当年的革命党已经成了执政党,现在的任务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共同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当年闹革命时形成的对革命的绝对肯定和热情讴歌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中就包括对辛亥革命软弱性的批判,而不是对其“低烈度”赞扬),在今天的负面效应更大,它容易使得群众一遇见点儿不合理现象就想着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所以,逐渐消解淡化这种“革命崇拜”是任何革命党执政后需要做的工作,所以,李泽厚先生的“告别革命”、萧功秦先生的“告别政治浪漫主义”、马勇先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胜”,云云,从表面上看,是对旧的事件的新评价,而从实质上言,无非反映出和平时期人们力图以改良的手段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愿望,这一时期的人们都是理性的,都意识到革命所付代价的沉重,所以,力图避免革命的再度发生。

那么,新革命能否避免?又怎样可以避免?

这要从革命的真实原因讲起。革命:永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1、革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前文我们分析了那些“假性原因”不是导致革命的真实原因,那么,革命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革命家列宁对革命有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单是下层被统治者要求革命是不够的,只有当下层被统治者们不愿意照旧生活,而社会上层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获得成功。他不只在一个地方讲过类似的话,而且有很多更为精微细致的阐述。列宁不愧是第一流的革命家,他准确地揭示了革命的真实原因:

第一,社会“下层”,广大的被统治者——群众,不愿意按旧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了。这倒不一定是出于绝对的贫困,从近代世界各国革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被统治者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来自于他们内心某种理念的变化,更多的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对辛亥前中国新军的官兵们来讲,不愿再行跪拜礼就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致,按这种新观念,叩头下跪是对人格的侮辱,是野蛮的制度,一旦这些官兵接受了这种理念,谁若强按着他的头让他们下跪,他们就会拔枪反抗,发起革命。可是,在此前两千多年,中国的军队和官府都是如此行礼的,这不是个问题啊,甚至有些习惯了自己国家这些繁文缛节的人,看到那些不知跪拜君主长官的游牧部落,还嘲笑人家不知下跪,是野蛮无礼、不懂文明的表现。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某种生活观念的变化是社会下层不愿意再照旧生活下去的直接原因,而导致生活观念变化的原因太多,无法尽数,层出不穷,以致于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人类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哪些变化可能导致革命。我们只是知道,未来一定会有新观念产生,而这些观念可能导致革命。比如,在只有少数人才拥有手机的时候,取缔手机引不起什么社会反应;而一旦当每个人都拥有手机时,人们就形成了某种关于手机理所当然的观念,这时,一旦有人胆敢取缔手机,一定会激起社会骚乱。

第二,社会上层,统治者无法按旧有的方式继续统治和生活下去了,在列宁看来,这是更重要的革命原因。统治者为什么不能按旧有的方式统治和生活下去了?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统治者确实进入了生理上的无能状态,智力退化,丧失了治理国家的能力,如辛亥革命时的载沣及隆裕皇太后,俄国二月革命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这样。另一个原因是统治者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苏联解体前的戈尔巴乔夫。而且上述这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是同时存在的:无能且糊涂的统治者接受了某种足以让他们统治地位破产的政治理念,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按旧有的方式统治下去了。辛亥革命前夕,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即是如此,几乎普遍接受了“宪政”的理念,一旦接受了“宪政”的理念,离废除君主专制就不远了。

还得强调一下,统治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清帝国来讲,统治者包括皇帝、大臣、地方督抚、领着高薪的新军官兵和薪俸略低的巡防营官兵,还包括那些准备考入各种新式学堂、军校当官的普通百姓,这些人都是统治者的一部分,他们的人数众多。

革命的本质就是换人,就是由一批新的有能力的或与下层群众观念一样的人来换掉旧的、没有能力或与下层群众观念不一致的人的过程,用革命家列宁的话说,就是夺取政权,由一拨人从另一拨人手里把政权夺过来。

2、革命真正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任何一场革命,在发动革命之前,革命者们都会描绘出一种可行之万世、无所不能的美好理想,都会真诚地向革命的追随者们做出令每个人都心满意足的许诺。但是,全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场革命能建立起来一个行之万世的大同世界,也没有一场革命能兑现它向信众们许诺的全部诺言。革命尽管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剧烈、代价最为沉重的变革,但所起的实际作用也是有限的。

革命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两个:

第一,换人,确实更换了一个新的、有能力且理念符合社会下层要求的统治集团,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都只有在真正出现这么一个新的、能有效进行统治和管理的集团来,革命才能停止,才算是真正成功。

第二,革命前以及革命中形成并强化的某些理论会以制度或其它文化符号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人们见面只需握手鞠躬,不用叩头下跪了,进衙门也不再用打板子等等,这一系列制度与文化的变迁造就了社会一致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按照某种线性价值观来看待的话,就是实现了所谓历史的进步:诸如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之类。

3、革命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技术性的问题

革命后新上台的统治集团,一定会解决上任统治集团没有解决的那些技术性的问题,比如上届集团想修铁路,没修成,新的统治集团把它修成了;再比如上届集团想办更多的新式教育、想让国家独立,都没办到,而新的统治集团把它办到了。但这些问题是这个新统治集团解决的,原因是新的统治集团有能力,而不是革命本身解决的。革命就是个夺权的过程,解决不了这类的技术问题,人们通常把这类问题的解决,误解为是革命解决的,那是因为人们混淆了革命与新的统治集团的关系,仅就技术问题本身来讲并不一定需要革命才能解决的,那些有本事的统治者,也一定能不通过革命解决这类问题,比如俄国的彼得大帝,他领导俄国进行了极为剧烈的改革,使俄国由一个中世纪的酋邦变为近代国家,并没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如果仅从解决技术问题的角度看,改良是一种比革命成本低得多的方式,优于革命。但是,我们得强调,技术问题的解决依赖于解决者的能力,如果来自旧的统治体系的领导者有这个本事的话,当然就可以用改良的方式解决问题,就可以避免革命;但他如果没有那个本事的话,就只能通过革命来换上有本事的新人来。

(2)“假性革命原因”所激发出的一切承诺

凡是革命前基于“假性原因”做出的一切承诺,革命都无法兑现。因为那个原因就是假的,故当时再真诚的承诺也兑现不了。这类问题中有两个“经典的”问题虽然永远解决不了,永远都没有解决,可是每次革命时又会作为一种真实的口号被再次真诚地提出来,这就是平等和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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