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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

更新时间:2020-05-03 阅读次数:828

秦邦宪,字则民,中国江苏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人。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即赴苏联学习,取俄文名“博古诺夫”,演化成博古。乳名长林,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1937年1月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1941年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博古任社长,后继续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46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月8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博古结束了39岁短暂、辉煌而悲壮的生命。

博古

博古在任新华社社长时,新华总社从几十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四人,分社由几个发展到四十几个,不仅培养了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专业性强、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新闻工作者队伍,而且初步形成了一个遍布各根据地,统一指挥的新闻通讯机关,基本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网络。

博古,1907年出生,1925年10月入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留苏三年半即回国,回国仅一年多时间就接手中央成为最高领导人。这也就是说,博古1931年接手中央时才只有六年党龄。其入党以后的实际工作锻炼充其量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段是临去留苏之前有半年左右时间担任过宣传干事,一段是留苏回国后有一年多时间从宣传干事一跃而到团中央书记。只有两年工作经历,博古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工作业绩。

1931年3月下旬,因原团中央书记违反秘密工作纪律,博古接手团的工作,并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但即便如此,中央领导核心中还有向忠发、周恩来等许多资深干部,并且还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这些地位资格都在他之上的高他一届的留苏学生,也还轮不上博古。恰好这时接连出现特殊情况。一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被安排去加强苏区,沈泽民等人相继离开上海;二是政治局负责秘密工作的成员顾顺章4月被捕叛变,“总书记”(正式的名称应当是政治局主席)向忠发6月被捕变节,在上海及江苏各级组织中露面较多的中央领导人均被迫躲藏起来,中央工作迅速陷于瘫痪。鉴于莫斯科再三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共产国际明令当时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明和周恩来转去江西苏区。然而,为了躲避去艰苦的苏区,王明想尽办法争取到了去莫斯科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位,周恩来则不得不转往苏区工作。如此,上海中央将不复存在。

考虑到在上海还必须有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以便负责联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协调各地党的组织,王、周撤走前与远东局秘密商定,主要由新近回国不久、顾顺章等人不大认得的留苏学生组成一个“临时中央”维持工作。为此,王明推举博古和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闻天等来组成这个“临时中央”。博古之所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就跃入中央,并接手中央工作,这个机遇是再关键不过的了。

那么,为什么是博古,而不是其他留苏学生成了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呢?这个问题至今在中共党史上也还是个不大不小的谜。最早冒出来说是要“揭发”这个问题的是王明。那是在1941年9月的一次政治局会上,他说临时中央的成立是他和周恩来撤离上海时与远东局商定的。以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等诸多当事人均证实,1931年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基本停止活动,后来有过各部联席会议暂时维持,又曾设立过一个上海中央局协助周恩来、王明工作,最后还是远东局提议另组上海临时中央,报请共产国际批准,故9月初王明和周恩来提议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李竹声等人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经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在讨论九一八事变决议的会议上即正式宣布,旋即开始工作。当时,老工人出身的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在工人出身的顾顺章、向忠发接连叛变变节之后,周恩来对此颇不以为然,故在征得远东局同意后特别出面解释说:临时中央政治局不设总书记。至于后来怎么就让博古负起总责来了,至今也未见有资料解释清楚。只有博古自己说,当时周恩来、王明曾在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时说过,博古可多管些一般工作 这个说法应属可信。何况王明对博古在政治上也最信任呢?

不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反正在临时中央政治局里岁数最小而且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博古事实上已经成了“总书记”。“临时中央”里,卢福坦大他约十五岁,刘少奇、康生大他九岁,张闻天大他七岁,黄平大他六岁,只有李竹声和陈云大他不多。由一名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学生党员指挥全党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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