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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更新时间:2020-02-02 阅读次数:455

鸦片泛滥,国家面临危机,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老实说,最头痛的莫过于道光帝了。史家和学者评议道光帝时,普遍认为他软弱、无能。实际上,他也想做一个好皇帝。

道光帝的名字叫爱新觉罗·旻宁,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嘉庆皇帝的第二个儿子。

道光帝即位后,也很想像他的先祖那样,做个好皇帝。但要从哪里做起呢?提倡节俭。当然,这也是迫于时势的不得已之举。乾隆、嘉庆两朝东征西讨,两位皇帝又都十分的风流好色、广纳妃妾,几乎花光了国库的银子,把一个日渐败落的江山传到了道光帝的手里。道光帝只好格外节俭,宫中需要的银两也是想法子节俭。以往,皇帝用膳,一天怎么着也得三五百两银子。道光帝觉得太奢侈了,干脆让御膳房每餐来一碗豆腐烧猪肝。只有逢年过节,才来四菜一汤调剂一下。这样的节俭之法,使得御膳房没了油水,管事的官员和厨子们暗暗叫苦。

除此之外,道光帝还让亲王、贝勒都厉行节俭,不得广纳妃妾,他还将许多宫女放出宫去。这样厉行节俭,朝廷应该有所起色才是,可是天意弄人,他治理下的清王朝非但没有起色,反而江河日下。他在朝纲上也无所建树,一是因为他没有康熙、雍正那样的雄才大略;二是因为他遇事常常优柔寡断。国运日衰,连维持表面的太平都很困难。

他执政后,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鸦片泛滥,面对气势汹汹的黑色毒瘤,作为皇帝,他必须要做出必要的反应。

起初,道光帝一直是主张禁烟的,为阻遏疯狂的鸦片走私和严重的白银外流,他很想做到令行禁止。1820年,嘉庆帝去世后,刚刚继位的道光帝知道大多数官员都存在贪污腐败问题。所以,他感到除了整顿吏治、开源节流外,更重要的是必须对屡禁不止的鸦片问题施予重手。

1821年2月,掌印御史郭泰成给道光帝上了《请严禁晋省私贩鸦片烟折》,奏报山西的太谷、介休等地,有一些不法商人私贩鸦片从中牟利。这还了得,道光帝刚刚继位,正没地方放火,郭泰成的奏折使得他把禁烟之火烧向了国内的吸食者和贩卖者,他要求严厉查拿,“将贩卖之人拿获,按律惩治”。此后,他还要求对国内私贩鸦片、经营烟馆、吸食者等制定法律,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

道光

道光帝禁烟的第一把火烧向了国内的吸食者和贩卖者,但由于没有从外商走私的源头着手,并不能有效地遏制鸦片的泛滥,鸦片走私仍然猖獗。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两广总督阮元给道光帝提了建议。他说,过去鸦片屡禁不止,主要是行商与外国烟贩暗中勾结,以前禁止鸦片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国内,而没有考虑国外鸦片输入这个源头。如果源头不能扼住,鸦片就没有禁绝的道理。嘉庆二十年(1815年)提出的搜查进口夷船的规定,实际上就是正本清源的办法。因此,建议“惟向来臣与监督衙门传谕各国大班事件,俱发交洋行商人照缮夷字转为传谕,全藉该商等钦遵办理,敬布天朝法度”。阮元的建议是要道光帝出台政令,告诫外商,外国船只不得夹带鸦片进入中国,一经发现即将该船驱回。对于国内与洋人进行贸易的商人,对外商的情况比较了解,知情不报者,朝廷也要问罪惩处。“如此官商同心合力办理,纵不能一时全行断绝,而远夷闻风忌惮,再历数年,竟可冀此风渐息。”阮元还建议暂时将与外国有贸易往来的十三行总商伍敦元三品顶戴摘去,要他配合朝廷查禁外国鸦片走私。如此一两年就可以取得成效,到那时“当奏请施恩赏还顶戴,如仍前与众商相率疲玩,甚或通同舞弊,即当分别从重治罪”。

道光帝认为阮元的建议很好,很快朱批谕准。还别说,这一招还真有效,原来十三行总商对鸦片输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鸦片输入也会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现在,朝廷让他们起监督作用,并一再严责,伍敦元自然不敢再玩忽职守。他得到朝廷的谕令后,即发布了一个通告:第一,停泊在黄埔的鸦片船必须即刻离开,否则就要报告官宪;第二,以后外船只有出具没有夹带鸦片的甘结,才能做该船的保商。

伍敦元发布的这个通告等于向外商宣告,新皇上有谕令下达了,实在不敢再纵容外商夹带鸦片走私了。如此,穿行于黄埔的那些鸦片走私船感到再也不能光明正大地走私了,纷纷撤离黄埔。这样,鸦片走私史上的黄埔时期宣告结束。

但是,让道光帝感到气愤的是,鸦片的泛滥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1821年,外国鸦片商人向中国输入的鸦片是4494箱。而到了1828年,却达到8708箱,增加了一倍。道光帝继位之初,令行禁止,三把火小试牛刀,从禁止吸食到行商监督外商。政令下达后,鸦片商采取了新的应对手段,他们变得更狡猾了,手段也变得更为隐秘。

道光帝想禁烟,做一个好皇帝,可是,鸦片走私因为地方官的保护而变得更加猖獗。针对鸦片的严重泛滥,朝廷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感到,鸦片走私如此猖獗与官员的腐败及暗中支持有很大关系。他们感到,禁烟必须和惩治官员的渎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兵科给事中、巡视西城御史刘光三是这种观点的代表。1831年6月,刘光三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提出:禁止鸦片必须从朝廷官员入手。他建议,以后查拿烟贩,不光要惩处吸食者、贩烟者,对于那些包庇、吸食甚至渎职的官员要罪加一等、严厉惩处。

刘光三说:“除恶务本,而法行自近。”现在从朝廷官员到地方衙门多有吸食鸦片或对禁烟政策渎职的人。从督抚以下,各文武衙门上下等人,不吸食鸦片的人寥寥无几。如果禁烟不从衙门开始,特别是不从大吏衙门开始,那就如同坐视同室之人日夜聚赌,却装模作样地对老百姓下令“有造卖赌具者,重责不贷”一样。如此,禁烟政策是不可能做到令行禁止的。为什么呢?刘光三解释说,因为官官相护,兵役非但不敢认真稽查,反而会包庇甚至也参与贩卖。这样,一切章程都只是一纸空文。

因此,刘光三请求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破除情面,首先从本署查起,严惩吸食者或渎职者,并饬令所属文武衙门认真查办。

道光帝很重视刘光三的建议,把他的奏折转发刑部讨论。刑部很认可刘光三的意见,认为从官方入手,重治吸食者、贩卖者很有意义。

刑部给道光帝的奏章说,面对鸦片的禁而不绝,必须严厉打击私贩者,但他们的行踪又很诡秘,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差役的包庇,常常很难查获这些私贩者。对于吸食之人,除了对他们严厉查问之外,还要求他们提供私贩者的线索。因此,刑部“议定以后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仍令指出贩卖之人,查拿治罪,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督抚及地方道府州县等官,出其署内并无买食鸦片烟各甘结,于年终汇奏一次。如本官徇隐不究,从严参处”。刘光三的这一建议使朝廷的禁烟政策又前进了一大步。

御史袁玉麟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对鸦片泛滥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1833年,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自天朝之始,当未遭此大患。此毒毁民理智,损其肌肤,如蠹之伤我心腑毁我家园。”当时的两广总督祁贡还向英国女王发出了抗议信:“我在本国禁烟,为何让奸商趋利而害我国民?”

随着众多朝廷官员对鸦片危害的忧虑,道光帝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感,因为鸦片走私增加了大清国的财政赤字。1836年,中国的贸易收支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中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三竟然是毒品。不用说,整个民族受到了空前的威胁。面对如此局面,如何对待严峻的鸦片问题成为朝廷上下的头等大事。1836年6月,大清国出现了一场关于禁烟问题的大辩论,从而产生了“弛禁派”与“严禁派”两大阵营。

在“弛禁”与“严禁”的争论中,应该说当时的道光帝仍然是积极支持禁烟的。1837年6月,道光帝下令要求两广总督邓廷桢驱逐进入中国的鸦片商船,要求邓廷桢通告洋商,停靠在中国口岸的外国趸船应立即回国,不得停留,发现私贩鸦片者,悉数没收,按律治罪,绝不姑息。

一个月后,道光帝又谕令邓廷桢严厉打击私贩鸦片商人。根据谕令,邓廷桢通知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要求其告知英商撤走趸船,停止鸦片走私。但是,邓廷桢的要求却遭到了英商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邓廷桢不得不采取铲除“快蟹”走私小艇的办法,使其货源无法提出,从而使储存在趸船上的鸦片无法出售。同时,邓廷桢又对国内的鸦片贩子进行了严厉的清查打击。但是,禁止鸦片非一日一时之功,邓廷桢的禁烟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鸦片走私活动仍十分猖獗,白银大量外流的现象并未得到改变,这也使得道光帝感到要使禁烟政策做到令行禁止,必须痛下重手。

朝臣一窝蜂地对禁烟表示支持,他们拔本塞源的建议使道光帝坚定了信心,这预示着大清王朝禁烟运动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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